魯政委：匯率之爭——輿論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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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11/10/14 9:56:10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10月11日，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一旦該法案獲得眾議院支持并被總統簽署，就將成為法律，屆時將會對中美貿易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早在10月3日參議院程序性投票通過這個法案的立項預案時，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伯納(John Boehner)就曾明確表示過擔憂：立法懲罰人民幣大大超出國會職權，而且不一定能解決問題。美國總統奧巴馬雖未明確反對，但對立法是否與國際公約精神相悖，卻表示出了懷疑。

據此，筆者雖然不擔心人民幣匯率法案這次就可連續闖關成功，但在不到兩年時間里，這一問題竟然史無前例地連續兩度在美國國會參議院獲得支持，還是讓人深感不安。因為這清楚顯示出，在美國普通民眾之中，“人民幣匯率被低估傷害美國經濟”的觀點已在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同。如果我們繼續不加理會，或僅僅以大而無當的外交辭令簡單抗議了事，那么數年之后，這一問題最終闖關成功成為法律，也未必不可能。

從截至10月12日夜間中國各方發表的聲明、報告和民間議論來看，雖然匯率問題時時起，但中美在此問題上不僅沒有因為一次又一次的交鋒而加深了解，隔閡卻似乎呈現愈來愈深之勢，這是相當令人震驚的。

從國內的反應來看，要么停留于以政治伎倆轉嫁矛盾之類的抗議，要么停留于蒼白被動的辯解，要么流于對帝國主義霸權行為的義憤。而從美國國內的輿論氛圍來看，人民幣匯率低估已成為美國國內當下財經類新聞每日必然提及、且越來越獲得普通美國選民認同的看法。因為隔閡，雙方都深感無辜而憤怒。

這種狀態清楚地表明，中美匯率之爭的緩解，需要溝通、溝通、再溝通。在這方面，中國有很多值得改進的地方。

首先，中國在對外經濟關系上，行動的巨人與宣傳的矮子極端不匹配。中國已成為經濟總量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的出口國，也是包括很多大宗商品、汽車和其他商品在內的最大消費國。在中國的需求和供給深刻影響著西方世界每個人的情況下，我們的對外經濟宣傳卻依然處于一種“小國寡民”狀態。

這可以從2009年商務部投放的一則關于“中國制造”的廣告可見一斑——這則廣告被國內外媒體廣泛視為“天下奇觀”。既然中國自己不說，那么留下的聲音就自然全是美國的了。由于沒有其它觀點幫助辨識，它怎么說，美國老百姓就會怎么信。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國內輿論對中國不利，并最終為參議院的投票提供了有利氛圍，我們是否應該反思？

第二，中方傳遞的內容和美國最具影響力群體所關心的內容不匹配。即便在一些中方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聲明中，在很多時候也都流于國際公義、全球經濟發展、中國自身經濟發展需要等大而無當或與美無關的程序性辯白。而美國最有影響的群體美國選民，所關心的根本其實是對其生活的影響。

這方面，在迄今為止中國各方的報告中，鮮有翔實的披露和通俗易懂的傳遞。闡述清楚這方面的道理本來是很簡單的。比如，當前美國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中國人是否搶走了他們的飯碗？實際上，中美經濟之發展，恰如航班空中飛行，美國在萬米高空，中國在千米低空，彼此互不干擾。即便人民幣再升值50%，中國制造并出口到美國的很多東西，美國自己還是不會生產。君不見，早就在西方被視為夕陽產業的汽車，在中國可還要算高科技呢。

而人民幣升值的結果，則是美國老百姓為維持生活水平不變，不得不花更多的錢，這與他們當前期望增加儲蓄的愿望是完全相悖的。反過來，假如人民幣貶值，美國反倒能夠在花更少錢、增加儲蓄的同時保持生活水平不變。如此淺顯易懂的道理，我們卻不知道借助美國的日常新聞媒體、企業家和專業學者的訪談，傳遞給美國老百姓，這顯然是一個值得反省的過失。

第三，“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平臺”本質上是不對稱的。在目前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溝通上，中美之間唯一的正規溝通渠道，就是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方對這個平臺給予了太多的依賴和信任。

然而，我們未能完全察覺到的是，在匯率政策上，美國方面的主導權和決定權其實是操控在國會手中的，政府并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說，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美方參加人主要是政府官員的情況，他們充其量在美國匯率政策上只能充當“國會信使”的角色（在三權分立的政治格局下，這個“信使”其實還是被收信者懷疑乃至敵視的），而中方的參加人都是各財經部委高官，即政策的直接影響者。

一句話，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平臺兩端，中方是決策人，美方雖然貌似官階對等，但其實際上僅是沒有實權的傳聲筒。這是中方試圖借助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平臺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但愿望頻頻落空的根本原因。

　　（注：本代表作者本人觀點）